在我需要慷慨的时候，我感受到了它的力量，它成为了我人生的关键性转折点。我的父亲仪表堂堂，身材魁梧，说话铿锵有力，能够挫败任何与他意见相左的人。多年以来，当他试图理解我为何做出某些决定时，我都让他感到痛苦而迷茫。就很多方面来说，我们对彼此都是个谜，当他躺在佐治亚家中的床上即将咽下最后那口气时，我和他之间仍然有许多隔阂不曾化解掉。
在密西西比州民权运动的风口浪尖上，我受邀担任一座历史上著名的南部教堂的教长，该地的信众团体在神学和政治问题上都很开明，彼此的信仰各不相同但能兼容并包。这是社会活动与服务发生转型的大好机会，这种整体背景加上个人和职业的发展，让我变得非常兴奋。
然而，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让妻子彻底放弃她的重要工作，让孩子们离开他们的朋友和学校，我也得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佐治亚州。它意味着承认我的怀疑，接受做出自我改变的呼召，以便我能够成长并帮助其他人这样做。
我刚刚接到这份工作邀约，胸部立刻感到疼痛无比，让我几乎无法呼吸。我感到自己的灵魂仿佛被压在倒塌建筑物的废墟之中。这是个巨大的错误吗？我的家人会以此来反对我吗？在这种痛苦的犹疑和焦虑中，我飞往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市，和我的新导师艾德·弗里德曼博士一起参加研讨会。他和我一样，是个在职的神职人员。不过他是个拉比，我是个牧师。同样，他也知道宗教界和精神疗法界有着动态的交集。
我主动讲述了自己的困境，以此作为案例让弗里德曼拉比和我们的小组成员们讨论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接二连三地询问有关我家族的问题——不是我的小家庭，而是我的家谱。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。
我说，我出生在美南浸信会牧师家庭，是家中的长子。我的父亲、弟弟和我都被任命为佐治亚州南隅农村——该地被小说家弗兰纳里·奥康纳称为“基督魂摄之地 ”——的浸礼会牧师。我的父亲曾经担任过牧师、校长和市立学校的学监，我向弗里德曼谈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情。
过了一会儿，弗里德曼拉比凝视着我，说：“你必须去见你父亲。你正打算独自闯荡，摆脱他在许多年以前为你规划的人生道路。这个举动很可能会让你不再回到宗教生活，不再回到乡下和养育你的文化中来。你必须立刻去见你父亲，问问这样做是否会让他感到难受。”
我浑身发抖，来回踱着步子，紧张得大汗淋漓。父亲病得相当厉害，我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，因此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说话。我解释说，成为教堂教长似乎是我和妻子应该做的事情。对我来说，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成为圣公会牧师在灵性上是正确的，因为它反映了我真实的价值观。这意味着我不会回到养育了世世代代祖辈的佐治亚州。
然后，我跌坐在旅馆的床上，心脏仍然跳个不停，我用发抖的声音问父亲：“爸爸，所有这些都和你心中长期以来为我设想的生活截然不同。我需要知道，这是否会让你难过。”
我能感觉到，行将离世的父亲躺在和母亲共寝四十三年的佐治亚州家里的床上，在说话时积攒起了全部的气力。片刻后，我听见他说：“孩子，去吧。”长久折磨我的胸痛立刻消失了。我不再颤抖，声音也恢复了正常。父亲的话就如通行证，带领我穿越恐惧的枷锁，来到爱的广阔力场。他敞开了自己的心灵，让爱之河流毫无阻碍地流进我的心中——就像约旦河流入加利利海并滋养后者那样——这样，他就给予了我所需要的力量，因而我可以将自己爱的全部力量传递给世界。
